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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2019-04-23 16:38:36

刘怡

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机动主义,到财政与军事抗敌准备的启动,再到各党各派摒弃前嫌、一致对外:国民政府抗战决策出台的艰难历程,正浓缩了中国近代史关于国家再建构的全部挑战和回应。

1937年7月9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两天,蒋介石在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开学仪式上发表演讲。当月17日,他对前来庐山的100多位社会名流做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

1935年元旦,南京新出版的《外交评论》杂志第3卷第11、12期合刊上出现了一篇奇特的万字长文,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作者署名为“国防设计委员会聘任委员徐道邻”,即皖系军阀要人徐树铮的三公子。文章开篇即言:“我不是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专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据常识和事实,而做一种纯客观的真实事理的指陈,以供中日双方的反省。”然而略知内情者不免推断:曾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徐道邻,虽非政坛要角,在日益密切的中德军事、经济合作中却曾经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加上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颇有私交,所任职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也是蒋氏为复兴全国经济而专门成立的智囊机构,故这篇长文,或许代表了蒋介石本人的意图。嗅觉灵敏的日本媒体立即做出了反应:1935年4月1日,《中央公论》杂志专门邀请资深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和军事记者伊藤正德就徐氏的长文发表评论,极言“它代表着现在中华民国最高水准的舆论”。但两位论者同时也表示:“像徐氏这样的现实论者……忽视了‘满洲国存在的严峻现实,对政治外交的现实勉强进行反抗。若拘泥于这一问题,中日提携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15年后,真相终于大白。蒋介石在《敌乎?友乎?》的再版前言中亲口承认:该文系他在1934年秋天于病榻上亲自口述,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记录整理,再假徐道邻之名发表。文中的矛盾言辞,正是当时他进退两难心理的真实写照。蒋氏一方面认为,若继续尝试吞并华北、抑或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都将超出日本现有的财力、兵力上限,并招来美、苏等国的干预,使日本最终自取灭亡。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中国一向以来的对日政策存在诸多偏颇,高估了自身现有的军事、经济实力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并且“当局与人民不相一致,人民各派间不能一致,中国国民党与党外不能一致,甚而至于中国国民党内部,更于此时因外交主张而显现分裂,因之内乱与外患益见严重”,故亦无法立即应战。最后,他宣称“解铃还须系铃人”,“打开中日僵局的主动,当然在日本”。但中国也须做好“寸地尺土,不能灭亡于任何国籍之种族”的心理准备。

1932年4月,从上海战场送返日本本土的伤兵在东京火车站下车,等待被运往第一卫戍病院

自陈本国过往政策出现的偏差,同时却又以“为日本政府建言”的姿态陈说依据,自有其情感因素。自青年时代赴日留学之时起,蒋介石在心理上就接受了中日两国的命运实有息息相关之处这一基本设定。1927年他第一次下野之后,曾专程前往日本会晤时任首相田中义一,请日方默许北伐军直抵平津、逐张作霖出关,并“保证考虑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敌乎?友乎?》发表后不久,他又召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面,极言“中日应该亲善,是我的信念,我所尊敬的孙中山先生,是一向主张中日亲善的”。按照蒋氏此际的说法,他乐见中日关系获得改善,但“中日提携,首当以道义為出发点”。若日方不做让步,则和平碍难达成。

现实很快令他失望了。1935年5月,日本天津驻屯军挑起“天津事件”,迫使中方接受《何梅协定》,从河北省撤出中央军、东北军第51军以及国民党组织,相对和缓已有两年之久的华北局势再度开始升温。1936年11月,日方挑动伪“蒙古军政府”出兵进犯绥远省,遭到晋绥军第35军以及北上增援的中央军的全力反击,成为华北战事全面化的序曲。1937年7月,当枪声再度于卢沟桥畔响起时,蒋介石终于艰难地放弃了两年前对“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执念,决心全面应战。7月19日,他批准将两天前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向全国公布,“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国抗战,经过近6年的抉择,至此终于到来。

谁是“中国政府”

1936年12月,中央军第13军奉命北上绥远省,支援晋绥军反击伪蒙古军进犯的行动。图为第13军军长汤恩伯(中)在前线

在1937年的盛夏,蒋介石已经可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一言九鼎地向全党同志以及全国军队下达对日抗战的命令。然而在过去6年里,这并非中国政局的常态。某些时候,不明就里的欧美观察家甚至必须追问,究竟哪一家才是“中国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到3个月,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蒋介石为了团结在广州另立政府的粤系中央委员,通电全国下野,由粤系人物孙科入主行政院。然而短短1个月过后,不掌握中央系军队的孙科因为自觉无力应对军事和外交压力,竟也辞职了事,改由前“改组派”领袖汪精卫接掌行政院,蒋介石则回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一主政、一主军的合纵格局。此际的华北军政大局,则主要由退回关内的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负责,中原大战后由张氏收编的西北军以及北上增援的中央军仅作为辅助。即使是在张学良因热河战事失利而辞职,由代表中央的何应钦接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之后,南京政府依然难于将军事和政治势力渗透到东北军、西北军势力错综复杂的华北。故而蒋介石在此际的对日交涉中,往往倚重与他本人关系匪浅但和国民党保持一定距离的政学系官僚。到了1933年,粤系重要人物李济深、陈铭枢等又在福建发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3年后又有粤、桂两省实力军人联合发起“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其意都在颠覆蒋介石及其军事、政治地位的合法性。与此同时,1935年之后,在平津方面有日方扶植的冀东伪政权和基于原西北军第29军系统班底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形成对立,西北甘、宁、青三省和新疆则分别由地方实力派马氏家族和背靠苏联的盛世才形成准独立态势,山西、陕西、四川、贵州、云南亦各有地方军人坐镇。这还没有计入转战中西部多省、始终不曾被剿灭的中共政权及其红色武装。南京政府虽然自称“中央”,实际能调动的不过是数省资源。

割据政权林立、党内派系众多的局面,固然是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主动选择“清党”的结果,却也使中国在对日交涉中,始终无法形成长期而稳定的政策。日军大举涌入东北的1931年冬天,国民党居然有3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在南京、上海和广州召开。到了日本海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的1932年1月底,国民党内最具影响力的三巨头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居然都因为内部斗争而隐退在野,无人主事。直到1932年2月,复出掌军的蒋介石才责成军事委员会制订出北伐胜利后第一个系统的国防计划,但也只是粗率地把全国划分成4个防卫区和1个预备区,拟令各省部队自行迎敌而已。1933年长城抗战中,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虽都曾在某一时期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但彼此间依然囿于门户之见,缺乏配合,终致丧城失地。而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日记,每每抱怨“赤匪”“逆粤”的不太平,使他无法集中力量“御侮攘外”。

1937年7月,北平广安门外一处被日军炮火击毁的民宅

正是在此背景下,1931年11月,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宁记“四全大会”上喊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口号。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院马振犊认为:在北伐战争以降“以党治国”的统治路线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机制本质上是以其领袖(蒋介石)个人为中心的官僚机器,即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按照此逻辑,唯有使各地方实力派在军事、经济和行政上齐齐服膺于中央,方能形成一种举国一致的对日战略。因此,从1934年起,借助日本转而奉行相对间接的“华北分离工作”的时机,削弱地方军人的实力,乃至以“剿共”为契机、将中央军派入西南半独立省份,将当地行政、交通、财政、人事各项权力收归中央,使国民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政府”,便成为重要布局。

蒋介石本人甚少承认的一项事实是:在“安内”的过程中,他还希望使作为抗日领导者的合法性悉数集中于南京政府,包括以民族大义构成舆论压力、劝诱地方实力派服从中央。

对四川的收服和经营,可以视为南京政府谋求“中央化”的典型例证。早在1934年,蒋介石便在日记中思量:四川“处处得天独厚,可使建设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使来建设新中国”。同年秋天,由于在和红军的交手中兵力、财力皆已不济,四川地方军人领袖刘湘被迫主动邀请中央军入川。1935年1月,军委会参谋团进驻重庆,旋即宣布取消本省大小军阀自设的防区;刘湘亦宣布加入即将启动的统一法币流通体系,并就任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对此大为得意,在这年6月底的日记中感慨:“川、滇、黔得以统一,完全入于中央范围之中,国际地位与民族基础皆能因此巩固。”1935年初,他甚至亲自前往四川,指挥军事行动,并发表讲话称:“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的18个省中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敌人,收复全部失土。”短短3年后,西南三省将成为中国长期抗战的最后凭靠。

抵抗与交涉

尽管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军队事实上的摩擦和冲突几乎从未终止,但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以及次年春天的热河—长城线抗战,却是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次与日军做正面交手(不含此前东北军和义勇军自主进行的抵抗),结局难言理想。“一·二八”抗战中,尽管驻沪的粤系第19路军以及随后投入战场的中央军第5军尽了最大努力实施反击,迫使日军四度增兵、三易主帅,但最终仍以签署城下之盟、中国丧失在沪驻军权而告收场。中方参战的6万名部队死伤1.34万人,日军出动5.5万人、伤亡5000余人,双方损失比为4.6比1。这还是建立在中方出动了装备较优的中央军且拥有地理之利前提下的。而在次年华北局部抗战中,日寇的关东军仅用两星期时间就拿下了热河全省,接着又连续摧毁东北军、西北军第29军以及中央军第17军依托长城构筑的防线,兵临北平城下。若非特务机关策动的华北暴动未能奏效,平津在1933年就将陷落。

军事上无力御敌,外交谈判上亦落在下风。“一·二八”抗战开始后,紧急复出的蒋介石与汪精卫一致拟订了“积极抵抗,准备交涉”的应对方针。换言之,中方决意不主动与日本方面做双边谈判,而是等待对方前来接触。这显然是“九一八事变”后单纯依靠国际法和世界舆论解决问题的路线的延续。中方自忖武器弹药无法自给,担心主动与日本断交、正式承认两国处在交战状态可能招来不利后果;同时又对东京对国际组织和外界舆论的敏感度估计过高,认为中方在军事上只要能继续坚持下去,英美等国一定会加以干涉。但从实际情形看,自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的贸易密切度已经被大大削弱;东京自感在《华盛顿公约》下扩张欲望原本就极受压制,如今又因各国普遍筑起关税壁垒,出口额大受影响。索性将商业利益和国际形象抛诸脑后,专心从事对中国的直接宰割。1933年2月25日,热河战役开始后不久,由于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对日本扶植伪满洲国的谴责提案,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干脆退出了会议,次月又直接宣布退出国联。而经济动荡的英美无意直接介入事端,遂使华北和东南的两场局部战争都以中国被迫屈服而告终。

幸亦不幸,由于日本军政两界的内部斗争,从1933年入夏到1935年初,华北有大约一年半时间处在相对平静的状态。斋藤实、冈田启介两届内阁决意推进方式相对隐蔽的“华北分离工作”,以间接渗透替代直接军事入侵。1933年9月,日本新任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所谓“协和外交”方针,鼓吹“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而执掌中方外交实权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以及部分政学系官僚对此做出了暧昧的回应,使日方产生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幻想。1934年2月26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干脆起草了一份《关于日中经济提携之件》,狮子大开口式地设想:“日中提携应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全面实现,此为紧要。”“由于中国正推行恢复国权运动及反对满洲国的成立,政治性的提携至为困难。然而,实现日中提携并非完全无望,如以我方担任中国事务之强有力人物为中心,推动其诸般内政工作,使之确立亲日政权、打倒欧美派、清除国民党内过激分子、禁止排日言论等,即为实现提携之一策。”换言之,希望整个地通过变更国民政府的基本班底来达成解决外交悬案的目标,这当然不可能为中方所接受。为了试探日方的“诚意”,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在1935年初向东京提出了给予财政帮助的要求,希望东京提供2亿~3亿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帮助中国实施货币改革;或至少给予3000万~5000万元的纺织业贷款。口惠而实不至的日方当然不可能应允,所谓“经济提携”自然也成为空话。

1937年9月,美国记者在陕西云阳拍摄到的等待改编为八路军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战士。他们头戴缴获的日式军帽,手持太原兵工厂仿制的汤普森M1921型冲锋枪

与此同时,中方也在探索除去一味妥协以外的其他可能。1934年7月,蒋介石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访问莫斯科,探询同样与日本存在安全利益的冲突的苏联与中国合作的意图。1935年7月初,中方明确向苏方询问是否有可能缔结军事互助协定,被苏方婉拒,但斯大林同意承诺两国间互不侵犯,并且未来一旦中日发生冲突,苏联可出售必要的武器装备。这项伏笔在前的承诺,日后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曾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但苏联毕竟无意直接成为中国的战略屏障,故而在开展备战行动的同时,中国在华北仍须努力维持局面。

进入1934年底,日本军方基本断定“蒋介石的新政策是欺骗政策”,决意再度实施武力威胁。1935年5月,日方制造“天津事件”,中央军和国民党组织被迫退出河北省,华北的離心倾向已经由可能变成了现实。同年9月24日,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明确提出“我军对华北的态度是:将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华北经济圈独立;华北五省军事协作,防止赤化。”11月上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北平,正式向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了实施“华北高度自治”的具体方案。

所幸宋哲元尚不至于为日方轻易玩弄。南京政府对第29军在华北的准独立局面,采取了姿态上默许、条件上予以助力的方针,目的是利用日本尚未公开抛弃“日中提携”“华北自治”口号的机会,使宋哲元在前台与日方虚与委蛇,抬高时间成本,为中央政府的备战创造时间窗。1935年,南京政府一反常态地宣布为两年前参与长城抗战的有功人员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第29军高级将领多蒙此勋,士气一时高涨。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之后,南京政府直接将华北两省两市的行政权统统移交给第29军班底,使宋哲元大喜过望。

1936年初,第37师参谋长张樾亭作为宋哲元的信使,赴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会面。何应钦不仅承诺为第29军的进一步扩编提供每个月80万元的军费补助,还直接拨给步枪2000支、步兵炮8门、子弹400万发以为补充,并批准宋哲元自行筹款从欧洲购买武器。对重视基本力量的宋哲元来说,这实在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宋哲元的态度既已稳定,多田骏、土肥原之流的“高度自治”遂再无操作空间。而由蒋介石的宿敌冯玉祥所部西北军分化而来的第29军,此后基于民族大义,始终为中央守护华北,直至一年半后全面抗战爆发。

军事应战,经济应变

自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大开以来,中国兵多、兵弱、财政耗费无度的局面就成为历届政府的极大挑战。北伐结束初期,南京政府初步统计全国各派势力共养兵220万人,每年须花费军费8亿元,是全国总税收的1.6倍。1929年初,以德国顾问马克斯·鲍尔上校提出的整编方案为基础,国民政府初步决定将全国军队缩编为65个师、8个骑兵旅、16个炮兵团、8个工兵团,合计共80万人,军费开支控制在年均税收额的40%左右。然而随着中原大战的爆发,这一希望很快化为泡影。1934年底,军委会再度制订了整编计划,预定先从编制调整着手,将全国陆军100多个师统一改为两旅四团制。到1938年为止,将编练三批共60个调整师(甲种师),用于对日正面作战;另外再编练60个用于后方绥靖的整理师(乙种师)。但实际只完成大约1/4的规模。

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时为止,在中央军编制内实际已编练好37个师(其中17个甲种师、19个乙种师、1个骑兵师)、5个独立旅、1个骑兵旅和1个炮兵旅。另外广西的粤军整编为10个乙种师和2个独立旅,广西的桂军整编为7个乙种师和近20个民团,湖南的湘军整编为7个乙种师和另外6个旧式六团制师,川军有23个师(含6个乙种师)和10个独立旅,云南的滇军有6个步兵旅、4个补充团和18个独立营。华北方面,老西北军系统的余部还剩下16个师(其中1个甲种师、5个乙种师、2个骑兵师)和11个独立旅,东北军剩余10个乙种师,晋绥军则有11个师和12个独立旅。规模上相较北伐时期已有相当缩减。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后,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第18集团军),下辖3个两旅四团制的乙种师;在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4军,编制上未做更新。

整军练兵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中国军事工业基础的薄弱。若以步枪、轻机枪和子弹的产量而言,兵工署直辖各厂的年产量即可与日本相当,然而规格极不统一,火炮、汽车、飞机等技术兵器的产量更是微乎其微。为解决此问题,国民政府自1928年起即聘请“一战”德军将领充当军事顾问,为中国规划国防方案。1934年,中德两国代表在庐山签署了著名的《合步楼协议》,中国通过德商合步楼公司(HAPRO,“工业产品商贸公司”的德语字头缩写),用钨、锑、锰等战略物资向德国换取工业产品和军火。德国政府和国防部将各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无限期周转贷款,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筹建冶金、燃料、机械、电气、化工等17个重工业厂矿,兵工署理化研究所甚至还计划在法本化学公司的协助下于南京郊外修建一个芥子气工厂。

进入30年代中期,德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也成为德国军火的大买主。1936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武器装备占其武器出口总额的28.8%,长期依赖轻武器的中国军队也迎来了第一批现代化榴弹炮、轻型坦克、鱼雷快艇、标准化的重机枪、中型轰炸机、规格统一的钢盔和通信器材等一系列作战物资。尽管原定的装备40个德式装备甲种师的计划到抗战爆发时为止仅进行了1/10左右,但在淞沪会战中依旧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有价值的是,最后一任德籍军事总顾问冯·法肯豪森中将(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在1935年8月曾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未来对日作战中的防御方略做了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华北地位至关重要,最初的抵抗线应尽可能向北推进,以黄河为凭靠,力争延缓日军南下的时间;由于海岸线较长而防御薄弱,东南沿海地区的失陷只是时间问题。为长期抵抗起见,中国军队应利用好华中内线位置,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同时在西南经营新的工业基地和对外交通线。日后这些建议在实战中皆有应验。

与整军同样棘手的任务是整合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财政资源。1928年之前,北洋政府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央行,继承大清银行办公地和资产的中国银行,其中官股仅占不到1.5%。向来为北京政府倚重的交通银行,其中官股占比也仅有5%。尽管早在1914年就确定了将银元作为本币,但民间依然通用银两,混乱不堪。1928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新的中央银行并以行政手段入股中国、交通两行之后,即着手准备废两改元、回收白银、发行统一的纸质货币。至1935年11月,法币改革终于启动,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共发行14亿元,其中约4亿元系在华北发行,阻止了贵金属流入日本势力范围。加上1933年从美国获得的5000万美元棉麦贷款和向英国出售白银所得的收入,中国政府在1937年积攒起了价值3.8万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上海沦陷前,库存银洋和纸钞绝大多数被成功转移到香港和内地,成为到1938年底为止的军费基础。

从1931到1937年,尽管中国缺乏重工业基础、钢铁产量低迷的固有困境未能获得根本性扭转,但在南京政府有意识的规划和经营下,全国铁路里程由7876公里增加到1.1419万公里(不含外商直营及东北),公路里程由1928年时的2.91万公里增加到10.81万公里,发电量年均增长9.4%,煤炭产量增长7%,年均工业增长率接近8%(不含东北)。对日作战,终于有了最起码的经济和财政条件。

统一战线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对日抗战的主要行动,可以追溯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两次宣言,谴责日本强占东三省的暴行,并决定采取军事、政治两手回应。在军事上,由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干部、学生到日军占领区后方组织游击队,利用东北全境抗日义勇军普遍兴起的时机,对关东军及其附庸势力实施直接打击。在政治上,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以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方式,间接打击敌人的经济和舆论力量。

军事斗争开始之初,由于满洲省委采取了过于激进的路线,在城市罢工、游行中过早暴露了力量,同时呆板地要求一面从事游击战、一面进行土地革命,在力量明显占优的日伪当局的破坏下发展极为艰难。有鉴于此,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满洲党组织发出了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提出超越階级视角,“尽可能地造就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自那以后,东北的红军和游击队开始改组扩编为规模更大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总数近万人。

1935年6月3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六三指示信》,更具体地提出:在对日抗战中,需要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构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的一致抗敌力量。在这一指示引导下,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通过吸收义勇军余部、会党武装和地方团练,改编为新的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共编成11个军,总数近3万人,其中约1/3是统战性质的非党抗日武装。从1936年春到1938年冬,抗联在全东北70多个县发起游击战和交通战,牵制了日伪军队数万兵力,与关内的全面抗战形成了呼应。至1940年冬,由于日军的连续进剿和强制合并居民点破坏了抗日武装活动的基础,抗联余部退入苏联境内,后改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步兵第88旅。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该旅参与了对东北的反攻。

在东北境内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尝试,为团结和争取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国共再次合作、一致对外做出了预演。1935年10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创办的《救国报》刊登了两个月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确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1月28日,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以朱德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并在随后的瓦窑堡会议上再次确立了以成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1936年1月4日,在《救国报》正式刊出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的社论之后不久,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紧接着,宋子文、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也通过信使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立了直接联系。尽管其间的几轮谈判未能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双方在允许中共合法存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问题上达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识。1936年9月,党中央下达《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当前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一年前的“反蒋”到“逼蒋”,已经为最终的“联蒋”指明了方向。而国共两党间的秘密谈判,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11月。

影响力更大的则是在国统区城市,尤其是日军威胁下的华北开战的救亡宣传运动。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组织下,北平学联发动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政府的对日绥靖政策,要求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12月14日,游行再度举行,并逐步扩展到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毛泽东后来评价称:“一二·九运动” 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1936年夏秋之交,已经历“二二六兵变”冲击的日本政府开始做以“柔性”手段解决华北问题的最后一轮尝试。当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开出了解决华北“悬案”的终极条件:中日两国间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冀察政务委员会聘用日本人作为最高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允许日方不经南京政府批准开设通往华北的民航线路。蒋介石的回应是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声明:“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否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当年11月,日军唆使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和热河地方军人李守信麾下的伪蒙古军进犯绥远省,遭晋绥军傅作义部击退。这是“卢沟桥事变”前最后一次没有日本正规军参与的边界袭扰。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以“兵谏”方式要求蒋介石尽快停止“剿共”、联合全国各界一致抗日。12月25日,在同意张、杨以及参与调停的中共提出的主要要求之后,蒋介石获得释放。这场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为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蒋介石获释的当晚,被关押在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的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听到了响亮的鞭炮声和欢呼声,他后来告诉秘书郑超麟:至少在团结全国抗日这件事上,蒋并非“独夫民贼”,而是有他的“群众基础”。中国全面对日抗战的政治和民意基础,至此已经彻底形成。

而策动“华北自治”未果的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在做重新转向直接军事入侵的准备。4月16日,林铣十郎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第三次华北处理要纲》,决意不再寻求与国民党当局建立“防共军事同盟”,而要加快推进华北五省彻底脱离中国。“中国驻屯军”的增兵步骤,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打响“卢沟桥事件”第一枪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后来承认,他在1937年春天就已经制订好了奇袭卢沟桥、宛平城和南苑的计划,并且颇感自豪。7月7日在龙王庙附近“演习”的日军,在出发前每人携带了160发实弹。在那名因解手而掉队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后,日军并未就地展开搜寻,而是立即驰往平汉铁路卢沟桥车站和附近的制高点一文字山(可用作炮兵陣地),控制了这两处交通要隘、设置好火力点,随后才装腔作势地到宛平城附近“寻人”。而在实弹“演习”开始之前,日军已经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北平城以北、以东和东南方向的交通要道,只余卢沟铁桥所在的平汉线。速战速决控制平汉铁路起点的行动,只差一步即可完成。

而中方的全面抗战计划,此时也已经大体成型。1936年6月,蒋介石告诉财政部聘请的英国专家弗雷德里克·李兹-罗斯,一旦战争无法避免,他决心以空间换取时间,在第一阶段遭遇战结束后逐步向内陆撤退,依托西南省份做长期抵抗,以待英美盟国的支援。同年10月,国民政府高层在洛阳会议上确定了节节抵抗、进行持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宣称:“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耗敌人的力量。”1937年3月20日,他又以大本营大元帅的名义发布《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

一个是蓄谋已久,一个是最终奋起;一个旨在毕其功于一役,一个做好了苦撑待变的准备。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将近6年间,中国政府曾经尝试了一切以非军事手段化解冲突的方式,最终无一奏效。“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然而日本军人和政客永无止境的贪欲,最终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逼到了最后关头。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决心用血肉筑起新的万里长城。

这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至此终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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