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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在1947:刘邓大军浴血大别山

2019-05-25 08:08:50

萧雅文++葛红国++裴志海

70年前的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国统区,中国革命从战略防御轉入战略进攻。这支队伍在大别山血战7个月,付出了重大牺牲,人员损失过半,换来了1947年年底历史的彻底转变,后来被人称之为大转折。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艰难痛苦的历程,幸存的老兵们多年后回忆说:“红军、八路军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抗美援朝还要苦……”进入大别山后,刘邓大军所面临的,不仅是残酷的现实和严峻的敌情,更面临着十几万人马的粮食供应问题。冬天即将来临,1947年的那个冬天,似乎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寒冷……

从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算起,到1947年6月,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国共双方在战场上拼命厮杀,互有得失,双方都声称自己获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收复了大量“失地”,共产党则以解放区大部分城镇为代价,换取了歼灭敌人大量兵力的胜利。

1947年2 月17 日,蒋介石在一个长篇大论的讲话中谈到军事方面,他踌躇满志地说:“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轻视溢于言表。

对胜利时间的估计,毛泽东是慎重的,他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1947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革命胜利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我过去曾说过,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毛泽东很清楚国共军力之间的差距,和蒋介石的“可笑之至”一样,毛泽东的一个“熬”字,把共产党人面临的严峻形势说得清清楚楚。

回过头来打量1947 年,把“南京的自信”和“延安的胜利”这一意义相悖的词组放在一起,实际上并不矛盾。这一年成为国共双方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也是最有戏剧性的一年。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重兵猬集陕北和山东,形成“双矛攻势”,形势十分严峻。对此,毛泽东决定下一招险棋,做出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进攻战略部署: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亲自指挥,从国民党南线战略防御的中央实施突破,先战鲁西南,然后跃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范围 ,这样可以东胁南京、上海,西逼武汉,北迫郑州、洛阳,南抵长江,驰骋中原,震慑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指挥,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以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为作战范围。

华东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亲自指挥,先挺进鲁西南,然后进军豫皖苏边区,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铁路以东,运河以西为作战范围。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分别在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形成了“品”字形互为犄角的有利战略态势,是刺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三把尖刀,是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向敌人统治区域主动进攻。

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战略转变一无所知。蒋介石此时正放眼全国战场,根本连想都没想过共产党人还有这个胆子,十几万人马,连后方都不要,从黄河岸边一跃而饮马长江,从晋冀鲁豫的老解放区一下跳到他在南京的卧室门口。

这个从军事常识角度出发,怎么看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不按常理出牌,是最厉害的杀招。

1947年8月7日黄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2万多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大别山进军了!

为了保密,刘邓大军星夜南下,隐姓埋名,将每个部队都更换了代号,以参谋长的姓氏加村庄为代号。野直参谋长是李达,就叫李家庄;一纵参谋长是潘焱,就叫潘店;二纵参谋长是王蕴瑞,就叫王家园;三纵参谋长是曾绍山,就叫曾家庄;六纵参谋长是姚继鸣,就叫姚关屯。

经过十几天的快速行进,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胜利进入大别山。蒋介石得知后,大为光火,怒斥各部的失职,但已无可奈何。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军都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个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冲冲杀杀,大别山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几乎都染有鲜血。

刘邓大军的底子是原抗日战争中的129师,而129师的底子则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就是从大别山起家的,刘邓大军中的许多指战员都是大别山人,如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等。他们对于大别山,有更特殊的感情。

8月30日,刘邓首长向部队发出指示,提出“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和“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的口号。这些“鄂豫皖子弟兵”都是红军长征时就离开了大别山,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许多当年从大别山出来的老红军,说起大别山时,都是眉飞色舞:“到了大别山就等于到了家,这里是老根据地,到了那里群众就会欢迎我们。”家乡在北方的战士们一听也很高兴,觉得大别山有群众基础,到了那里就像鱼儿到了水里一样,打起仗来也顺手。

然而战士们并没有想到,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别山人民的革命热情已不像当初那样激情澎湃了,他们更现实也更实际了,他们只想守住土地安静地生活。任何一个连续经历了20余年战火的地方,人们再有激情,也会对战争或多或少地感到厌烦,不管这种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

战士们期待的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的场面并没有出现,相反,更多的是疑惑、惶恐、不安的目光。等待刘邓大军的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考验。

毛泽东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曾做过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要刘邓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endprint

但问题接着就来了,大别山很快给了刘邓大军一个下马威。

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当年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副教导员侯建军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说:

大别山蚊子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蠓虫,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叮得人浑身难受,有些同志开玩笑说,三个蚊子能炒盘菜。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大米找不到,都是些稻谷,北方人也不懂,因为要赶着行军,来不及把稻壳去掉,煮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有的食道都被划破出血了。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拉出来的大便也是红的,稻壳还在。生病的也很多,就是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是整月地拉。

看到大别山的路,战士们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就是稻田埂,别说是拉炮,就连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路再难走,咬着牙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大别山的石头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战士,他们手把手地教北方战士打草鞋。新草鞋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血泡,行军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

除了这些,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大别山区气候潮湿,再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衣服没有干的时候,卫生条件也不好,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几乎每个指战员身上都长了虱子,到处都有,皮虱、阴虱,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痂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就像叫花子一样。严重的时候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一直到出大别山打襄樊时,许多战士还是这样。

除了疥疮,还有疟疾。原在一纵供给部工作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我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加上部队长途跋涉,过分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我们虽然从解放区带来了一部分药品,但药源仍严重不足。当时因为没有药,大伙只好忍着病痛坚持行军。有的同志就是没药品治疗而长眠在大别山上。

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部队减员很大。刘邓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到,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

在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鲁西南战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再加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间仓促,没有经过诉苦教育,一些人受不了这个苦,想方设法地开小差跑了。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原六纵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在大别山受不了那个罪,纵队财务科科长陈景闻就跑回河北老家了。我们抗美援朝时,路过石家庄,看到他在街上摆个小摊,在卖瓜子和香烟,忙上去问他:你是陈景闻吗?他把东西一收拾,扭头就走。可能觉得自己是逃兵,不好意思。他可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大别山真是考验人啊。

整顿纪律比打仗更为艰难

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指战员都还是咬着牙忍受了,可是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抹平。原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回忆说:

我是个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那种苦啊,它不但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这苦也不算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心灵的、精神上的苦!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蒋介石慌忙调动23个旅尾追而来。刘邓大军能否克服無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关系到人民解放军南线战略进攻,乃至整个战略进攻能否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

这是一项比打仗更为艰难的工作。

六纵十六旅和野战军司令部一起活动,一进大别山就感受到了老乡的顾虑。有天行军,他们路过一个村庄,狗一叫,全村便立刻鸡飞狗跳,混杂着女人们的喊声、孩子的哭泣声,一会儿就消失在四周的竹林、苇丛和山沟里,村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了。

六纵十六旅旅长尤太忠明白了:这是老乡怕我们啊!

他自己是从大别山出来的,知道老乡们遭的罪。他沉重地对战士们讲:“我们只有用行动让他们看看,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住在老乡家里,连桌椅都不能碰一下,只准在外面睡稻草!”

刘邓大军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虽说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刘邓大军毕竟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后来又增加至33个旅80个团,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扑来。双方都要在大别山就地补给,大别山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因此过起日子很现实,他们要活命,就得想方设法地保存自己少得可怜的财物和粮食。

初进大别山的喜悦慢慢没有了,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为了生存下去,部队里开始出现个别人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些部队打土豪时,向老乡打听谁家是地主,老乡没人讲。战士们就自己找地主,看谁家的住宅高大、宽敞、房子多,就说这家是地主。实际有些是地主,有些也不一定是地主,但都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还有的部队看到老乡家里有猪,就说:“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把猪拉过来就杀吃了。

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抢东西等现象。endprint

这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想都不敢想的严重违纪现象,在各个纵队或轻或重地都存在着。老人们说,这不是哪个纵队的情况,几乎每个部队都有。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种比打了败仗还要危险的严重情况。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伯承、邓小平忧心如焚。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

会议宣布了三条: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在这期间,野司枪毙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原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回忆说: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我们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我去调查了一下,他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劳动模范。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立即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赵桂良得知后,抱头痛哭:“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枪毙了赵桂良,震惊了当地老乡,他们很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

1947年10月,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奉命保卫野司。二营教导员侯建军至今对刘邓首长重视群众纪律记忆犹新:

邓政委对我们的影响特别深,特别是在群众纪律方面,要求很严格。部队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派人来问一问:“门上好没有,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好没有?”有一次我们往金寨方向转移,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很密集,我们忙带部队上山。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邓政委还是派来了人,问我们群众纪律检查了没有。

有一次,刘邓率指挥部由豫南下鄂东,在麻城县境夜行军时,副政委张际春发现路上有不少甘蔗叶子扔得到处都是,他断定是过路部队拔老乡的甘蔗吃了。张际春当时就十分生气,到了宿营地后,他顾不得睡觉,亲自给附近部队的领导一一打电话查问,最后还派了组织干事张涛去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并向老乡进行了赔偿、道歉。

在刘邓首长的严格要求下,各个纵队都进行了纪律整顿。原二纵六旅政委刘华清后来回忆道:

为了加强部队纪律,从旅、团到各连均设有纪律检查组,每次转移后都要检查:借的东西还了没有,睡的稻草放回原处没有,院子里打扫没有,有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对违犯纪律的,不论是谁,一经发现,从严处理。十八团直属机枪连副指导员在水塘边抓了些鱼,捡了几个鸭蛋,团党委发现后,命令他把东西送还老乡,给他撤职处分。

整顿力度越来越大,许多违犯纪律的相继被处理,部队违法乱纪的现象越来越少。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里曾经讲道: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十七旅有个班的战士,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湿,冷得发抖,也不进屋。有个机枪连,过新年住老乡家,为了尊重群众大年初一不泼水的风俗,全连一整天没洗脸。

残酷的战斗

刘邓大军和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周旋,神出鬼没,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转。张家店之战、高山铺之战、广济之战,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两军对阵,冲锋陷阵,战士们得心应手。对解放军来说,在大别山最让人头疼的对手并不是那些重兵“围剿”的国民党军,而是那些多如牛毛、无处不在的地主武装“小保队”。

为了剿除刘邓大军,蒋介石在军事“围剿”的同时,搞起了所谓的“總体战”,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各地的地主、恶霸、特务、土顽部队,仗着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进入大别山,一时气焰十分嚣张,对我地方工作人员、百姓群众、掉队战士、伤病员,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迫害。

“小保队”成员十分复杂,有些是土匪,有些是地痞流氓,甚至有些还是红军时期的叛徒,这些人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他们不但熟悉大别山地区的风俗民情,而且也熟悉解放军的那一整套游击战术,因此危害也最大。“小保队”平时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隐藏在群众中,吃住也在村里,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

解放军处于明处,“小保队”处于暗处,时而啸聚,时而分散,让人防不胜防。这些人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对付共产党人的手段比国民党正规军还要凶残。说起“小保队”,四十九团宣传股股长杨锦华至今还深恶痛绝:

“小保队”对当地情况熟、地形熟、人员熟,你人多时,他就跑着躲你,人少的时候,他就出来搞你,把我们的人抓住,一般都活不了,手段还很残忍。这事我见过好几次,有次是把我们的人杀死吊在树上,大冬天的,没穿上衣,只穿一条军裤,这才看出是我们的人。我们把伤病员放到老乡家养伤,“小保队”抓到这些伤病员,砍成几块,胳膊、腿扔到山上到处都是。我们出大别山时,还见到有5棵树上吊死了5个人,都是解放军,被开膛破肚,惨不忍睹。

各种有关“小保队”的情报汇集到野司,刘邓决定狠狠地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1947年12月3日,刘邓得知宋埠(麻城东南一个较为富庶的小镇)附近的敌八十五师西移后,立即指示六纵,乘宋埠空虚,迅速占领,清剿消灭了2000多人的“小保队”。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后来回忆说:

消灭宋埠之敌,震惊了大别山的土顽。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明白了,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临时调来“扫荡”的,不可能长期留驻,若与已在当地建立了政权的共产党为敌,迟早要遭到铲除。宋埠之战就是杀一儆百的实例。endprint

蒋介石为了“清剿”大别山,早日除去刘邓大军这个“心腹大患”,一改一贯采取的非中央系将领不给实权、逐步吞并其部队的做法,在11月下旬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任命国防部长、久失兵权的桂系首脑之一白崇禧兼任主任,执掌统辖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妄图一举肃清大别山的解放军。

这次“围剿”,国民党军共动用了15个整编师30万人的兵力。其中主力王牌整编十一师是特地从华中调来的,对处于艰苦环境中的刘邓大军来说,的确是个“麻烦制造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打了三次恶战。

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刘邓认为,这是转入战略进攻后的最大考验。鉴于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难以捕捉战机;大别山中心区山高路陡,回旋余地狭小,不便大兵团机动作战;根据地初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粮食征集困难等实际情况,决定以主力坚持内线斗争,以部分兵力向敌围攻圈外实施再展开,即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方针,与敌周旋,和敌人在大别山捉起了迷藏。

说是兜圈子,实际上就是躲着敌人跑,保存自己。但这也是不容易的,躲过了这个,又碰到了那个,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敌人包围。部队天天行军,一天要走上百里,有时连续几天都是这样。原三纵七旅二十一团二营副教导员刘伟回忆说:

我们那时天天行军,和敌人兜圈子,很少睡觉,经常是正准备睡觉,敌人来了,只好赶紧上山。1948年元旦时,我们隐蔽在山上,敌人就在下面的村庄里,我们也不敢动,恐怕被敌人发现,就把牲口的嘴捂住,不让它叫。半夜里我们偷偷地翻过山走了。战士们很疲劳,走着走着都能睡着。我们营在行军时,整个营都睡着了,站在那里不动了。团长来了,站在路边吆喝了一声:“这是哪个部队,怎么都站在这里不走了?前面部队都走得不见了,还不快走!”站在我前面的一个战士一激灵,赶紧拽着枪就跑,枪托正好撞到我嘴巴上,把我的两颗牙齿都打坏了。

在這个时期,敌人到处在找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则千方百计地要摆脱敌人。在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极其辛苦。夜里行军,战士们把白毛巾捆在背包后面,作为联络目标,防止掉队。也有人把绑腿解下,互相牵着。休息时,背靠背坐下,一人动大家都醒。

大别山冰冷的冬雨慢慢变为了雪花,纷纷扬扬,迷迷茫茫。大雪遮盖了大别山的千沟万壑,到处一片银白,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平静起来。

刘邓大军的处境依旧很艰难。

许多老人说:1947年的冬天,那个冷啊,大别山从来没那么冷过。

伟大的战略转折点

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讲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对在冰天雪地里艰苦行军的刘邓大军来说,此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一篇鼓舞人心的报告。它的发表,甚至比数十万军队前来支援更有力量,更能打动人心。

大别山的艰苦生活、险恶环境以及部队受到的挫折,使得一些指战员,甚至是团以上的高级指挥员,对大别山及全国敌我斗争形势认识不清,产生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成了刘邓大军反右倾的有力武器。许多老同志都说,反右倾,贯穿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全过程。

刘邓自始至终都很重视这个问题。刘伯承是有名的儒将,温文尔雅,平常旅长们都喜欢和刘伯承说话,无拘无束,什么都敢讲。但在针对有关部队三次贻误战机一事召开的会议上,刘伯承却发了脾气,口气甚至比邓小平还严厉:“一个月来,刚付出点代价,饿了几顿饭,走了几天路,就仿佛没有前途了。才碰上一点困难,就怀疑能不能在大别山坚持了。有些还是团一级的指挥员,竟然从睡着的敌人中间穿过也不打!现在,我们就要称一称,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究竟是否足秤!就是要排队看一看,你是不是个男人!”

当时在部队中,确实存在着“对于敌人力量估计过多,对于自己力量估计过低”的倾向,以及不同程度的畏难情绪。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有些该打的仗,没有打,不敢打。其实,不是指战员怕打仗,而是怕负伤、怕伤员无法安置。无后方作战,安置伤员成了个天大的问题。因此,很多时候有部队宁可选择不打或者避开,后来甚至出现了开小差和集体逃亡的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立即展开了认清目前形势的学习。时任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的宣传股股长杨锦华被几个连队干部问道:“什么叫转折点?”杨锦华给他们讲了半天全国的形势,说得口干舌燥,人家却不买账:“你说得好听,什么叫转折点?叫我说,我们整天在大别山打转转,走的都是拐弯路,这才叫转折点!”

杨锦华回去后,给政治处主任苗兴华做了汇报,苗兴华也忧心忡忡:“这的确是个问题。全国的形势是好的,但指战员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局部形势,看到的只是整天在大别山打转转。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形象直观地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楚全国的形势?”

杨锦华想了个主意:把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标在地图上来进行教育。

第二天,杨锦华把全团教导员、指导员集合起来,拿了一根棍子,指点着一张标得一清二楚的地图讲起了全国形势,大家这才相信,解放军的确是在进行“战略反攻”。各个连队也进行了类似的教育,战士们很受鼓舞。

大别山站住了脚,全国战局也为之改观。正如周恩来在12月会议上所做的军事形势报告中指出的:“战争的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转入主动。开始于7月的刘邓渡河,南线形势根本改变。现在,南线不但是大别山,就是江汉、桐枣地区也已站住了脚。”

1948年的春天终于来了,刘邓决定将主力转出大别山。这时的他们如果不是依旧雄赳赳地迈着整齐的步伐,已经很难看出这是一支“部队”了。战士们自制的棉衣裂开了一道道口子,露出了里面带着棉籽的棉花,雨水一淋,用草灰、树叶染成的棉布“原形毕露”,花花绿绿的。就连刘邓首长身边的野司警卫团也很“狼狈”,原警卫团政委朱汉雄回忆:endprint

从大别山出来,(警卫团)有的战士没了帽子,头上就裹着一个头巾;有的战士衣服上的扣子只剩下两三颗,是半敞着怀的;都顾不上洗脸,一张张脸都是黑不溜秋的,一出汗,脸和脖子上爬着一条条“蚯蚓”。

原六纵十七旅骑兵通信员芦旭阳回忆说:

我们出大别山时,可以说是有点狼狈。哪像赫赫有名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啊,背的枪品种也全,中正式的、三八大盖、卡宾枪、汉阳造,什么都有,穿的衣服也是花花绿绿破破烂烂,有些战士还露着屁股,哪里像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纵队?简直是一群乞丐嘛。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对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承受的困难也早有所闻,他再三告诫各部队:遇到刘邓大军,不准取笑人家,更不要看不起,人家在大别山可是立了大功的,拖住了国民党那么多部队,我们才能放手打大仗。

刘邓大军从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胜利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转战大别山,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但刘邓大军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和英勇的牺牲,也是巨大的。可以说,这是一支面对不公平待遇仍然毫无怨言的队伍,一支明知道自己去送死依然能不折不扣去执行战斗命令的队伍,一支具有超强的意志力的队伍。

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时,全军(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共12.4万余人,转出大别山后,共计5.86万人。虽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过程中,对部队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刘邓曾講道:“我们这个部队通过大别山斗争的严峻考验,剩下的这一批骨干,只要一补充新兵,战士个个都可以当班排长……”

这话说得并不夸张,出了大别山后,刘邓大军各个部队仗仗打得都很精彩。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到1947年年底,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经过半年多英勇作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个整编师(军),54个旅(师),非正规军100个团,共75万人。此后,战争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

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斗争时,西北、华北、东北、山东、苏北等战场的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也连连得手,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国民党仅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地区,尚有26个机动旅可以进行战役性进攻,其余一切战场的国民党军,全是被动挨打。这在半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战争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不但敢讲“进攻”了,并且还要在几年内夺取全国胜利!相反,蒋介石在1947年年底,开始变得不自信了,再也没有年初那种“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的神气劲了。

历史在1947年年底翻了个身。毛泽东终于“熬”过了这最难熬的一年。

从1948年起,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

无论是从政治、军事意义,还是从对部队的经验锻炼来说,大别山这7个月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万里长征”。正是有了这个“长征”,饱经磨难的刘邓大军历经那个寒冬的蜕变,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更显示出异样的光芒,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不朽功勋。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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