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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恋”者白桦:在喧嚣中守望底线

2019-05-27 17:04:08

叶永烈

喧闹不已的中国文坛,像一座锣鼓喧天的舞台,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

白桦却是特立独行的,不张扬,不结派

白桦只比我年长10岁,但对于我来说,他是名符其实的文坛前辈。

上初中的时候,我有天晚上去看露天电影,一连看了两场,结果第二天上课打瞌睡,挨了老师的批评。其中一部,就是《山间铃响马帮来》,但当时我被紧张的情节吸引,并未注意到字幕“编剧白桦”。

80年代初,白桦的《苦恋》遭到批判。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结识白桦,但是我关注着他的消息,因为那时候我也正遭到挞伐。我的长篇小说《黑影》被称为“《苦恋》式的作品”。

后来我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当时白桦是市作协副主席,我才结识这位敬仰已久的文坛前辈。起初我喊他“白老师”,后来见作协的同事都直呼他的名字,我也随大流喊他“白桦”,反而觉得亲切。

此后,我跟白桦有了很多的交往。特别是1999年9月、2006年11月两度到香港开会、2004年前往云南个旧出席会议,都是我们俩一起去的,一路上有了很多交谈。

尤其是1999年9月那次,我和白桦同坐港龙航空公司早上8点的航班,前往香港出席传记文学研讨会。清晨六时多,阳光甫露,我就赶到了上海虹桥机场。一看,白桦老早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们领到登机牌准备办理过境手续的时候,忽然听到通知,由于台风登陆,香港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停飞。那天我们在机场整整等候了一天,也聊了一天,直至翌日才飞往香港。

喧闹不已的中国文坛,像一座锣鼓喧天的舞台,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白桦却是特立独行的,不张扬,不结派,是我打心底里敬重的文学前辈中不多的一位。

潇洒白桦

白桦一头白发,真个儿是“白”了。年过六旬时,他的头发已经八成花白;到了70出头,则是清一色的白发,根根头发似银丝。不过,那一头银发,反而为他的风度加分。

他仍思维敏捷,风度翩翩。我注意到,他日常穿牛仔衣、牛仔裤,如同小青年般潇洒。他不喜欢穿衬衫、系领带,而是穿圆领衫,但是很注意色彩配搭。在云南时,他在黑色圆领衫之外套一件白色马甲。在香港,则在红色圆领衫外穿一件黑色西装。

据他的老朋友说,他年轻时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帅哥。当年,他和电影演员王蓓恋爱时,情书是用电报传递的。那时没有E-mail,信件邮递很慢,长途电话得靠人工转接,个把小时也不见得能打通,所以他创造了在当时最快捷的“电报情书”。

白桦的右手有点颤抖,他说年轻时就是如此。他在古稀之年开始用电脑写作,也真不容易,他很快就能驾驭电脑,运用相当自如。有一回,他急着要找我,而我搬了家,他不知我的新电话号码,情急之中,他给我发了一封E-mail,我收到了,给他回了电话。他笑了,说是电脑帮了忙。

他开朗、坦率、健谈而又幽默。面包车行驶途中,不停地神聊的总是他。他记忆力很好,能够一口气讲出很多亲历的故事,惹得大家开怀大笑。他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过,讲的贺龙的故事真实而生动。他在错划右派时曾当过好几年钳工,对于工厂也颇为熟悉,车、铣、镗、刨都能说得上来。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既能写出《山间铃响马帮来》《远方的女儿国》,也能写出《今夜星光灿烂》《鹰群》。

这位坦坦荡荡的诗人,有时出奇地“顽皮”。有一年春节前夕,作家们聚会。工人出身的胡万春、陈继光、张士敏都是海量,使我们望而却步。席间,他们三位比试酒量,陈继光已经喝下6杯(茶杯)花雕,看样子难以再喝下第7杯了。这时,邻桌的白桦忽地来了,对陈继光笑道:“你喝下这第7杯,我一定陪你喝一杯!”陈继光受此激将,将第7杯一饮而尽。饮毕找白桦,却遍寻不见——白桦早避风头去了!

我随白桦访问工厂时,他的衣袋里总是带着“大印”。不是上海作协的公章,而是一颗以阴文镌刻的“白”字章和一颗以阳文镌刻的“桦”字章。因为每到一家工厂,工人们总要求作家们留下“墨宝”,而作家们则往往一致公推“头儿”白桦挥毫。白桦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才思敏捷,总能因厂而异写下一句富有诗意又切合该厂特色的话。写毕,端端正正盖上“白”“桦”两章。这么一来,他博得了“书法家”的美誉。他开玩笑说:“我访问美国时,随身带着印章,可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请我题字。访问日本时,我不带印章了,天晓得,每到一处都要我题字!”

向白桦求字者众。2004年在个旧开会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向白桦求字。时隔两年,我与白桦到香港,谢冕也是与会者,白桦告诉他,字写好了,写的是秋瑾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谢冕连声道谢。

诗人白桦

白桦与白烨,名字相近,常被人弄错。白烨与韩寒之争发生时,很多人误会,不明白白桦怎么会跟韩寒这小年轻争论呢?其实,熟悉白桦的人都会知道,他才不会加入这类争论呢。

白桦看问题,常显示过人之处。1989年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会议上,每位专业作家要汇报自己的写作计划。我谈了《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的写作计划,这本书定为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献礼书。白桦听了之后,说了两点:“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绕不过陈独秀(当时陈独秀仍然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要注意。另外,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如何正确评价共产国际、理清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1989年正值苏联解体前夜),是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确实,白桦指出的这两个问题,即能否以正确的史观来对待,是写好这本书的关键。

白桦写过许多小说,当然是小说家;写过许多电影、电视剧本,是剧作家;还写过不少散文、诗,是散文作家、诗人。但是在我看来,他的本质是诗人。白桦不论写什么,都充满诗意,而诗意正是他内心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

白桦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他挚恋着自己的祖国,他曾说:“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由于对她的爱,我的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由于对她的爱,才命运多舛,痛苦不堪;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叹息也有回声》一诗,就是他的心声:

我从来都不想做一个胜利者,

只愿做一个爱和被爱的人;

我不是,也从不想成为谁的劲敌,

因为我不攫取什么而只想给予。

我竟然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

一个误会!有海峡那么深!

我只不过总是和众多的沉默者站在一起,

身不由己地哼几句歌。

有时,还会吐出一声长叹,

没想到,叹息也有风暴般的回声!

可我按捺不住因痛苦而流泻的呻吟,

因爱和被爱而如同山雀一般地欢唱;

痛苦莫过如此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84年12月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别人都作慷慨激昂的发言,白桦上台时,却念起了写给儿子的一封封信。充满炽烈诗情的内心独白洋溢于信中,他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

2006年,我和他一起去香港出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研讨会。上台的绝大多数是文学教授,个个用刻板的语言宣读论文,而他则以《文学的河流》为题,以诗化的语言发言:

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是,朋友们!听!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听了他的发言后,我建议他写一部自传,以记录他那河流般坎坷的命运。他告诉我,已经在写,大约写了十几万字。

家人白桦

其实,白桦把作家比喻为“河流”,正是他的命运的写照。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不得不“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从1957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整整20个年头,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

说来也真奇怪。1930年,河南信阳的陈姓人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给先出生的男婴取名“佐华”,晚出生的取名“佑华”。兄弟俩长大之后都成了作家。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名字中有个“佑”字的成了“右派分子”,名字中有个“佐”字的安然无恙。

陈佑华的笔名叫白桦,陈佐华的笔名叫叶楠。兄弟俩都以笔名传世,以至本名反而鲜为人知。

白桦的气质跟叶楠全然不同。叶楠内向,拘谨;白桦则外向,奔放。叶楠的生活道路一帆风顺,而白桦则命运多舛。白桦在1957年进入“右”字号行列,被开除党籍、军籍,从此蒙尘,直到1979年才获得改正,恢复了党籍。许多光阴白白耗费,但也转换为宝贵的思想财富,使他的作品走向成熟、深沉。1979年,“潜流”涌出地面,像喷泉一样喷发,这就是小说《苦恋》。但很快,作品被批判,“河流”遭到“冻结”的命运。

1984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白桦与叶楠都是代表,长得如同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叫人难分难辨。幸亏,白桦穿绿军装,叶楠穿蓝军装,才算有了不同标志。我细细观察他俩,我发觉,叶楠虽然外貌酷似白桦,但是眸子没有白桦那么明亮,身材也更消瘦。

199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白桦是当选代表,但由于身体欠安,他没有出席会议。很多人打听他来了没有,尽管我们这些上海代表都说没来,但还是有不少外地代表坚持说他来了。一细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把叶楠当成了白桦。

叶楠因癌症不治离世,使白桦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2003年4月6日他给我用电子邮件发来讣告:

家兄叶楠因患癌症,经过四年多的顽强抗争,仍然无法战胜死神,不幸在4月5日晚8时41分心力衰竭逝世。我曾在3、4月之交专程到北京看望过他,我是他最后最想见到的人了。他极为艰难地向我说了一些我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话。他的一生太累了!正如他儿子叶文所说:他真正地解脱了!我和他是同一天降临这个世界上来的,但他却离开了这个世界。

邮件里还附了他悼念叶楠的文章,文章中充满兄弟亲情和诗人的泪水,读之令人动容。

2008年5月的一天,我给白桦家打电话,他不在,是他的夫人王蓓接的。第二天,我收到他的电子邮件,说王蓓记忆力严重缺失,根本记不住,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或发电邮。

后来,他在《守望底线》一文中写及夫人王蓓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况:

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他还写及小孙女,使我极为感动: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

祸不单行。

2010年9月7日,我给白桦发了一份电子邮件。我告诉他,自己正在写柯庆施,在查资料的过程中看到这样一份材料:“著名军队作家白桦1957年当了‘右派,三年后被‘摘帽,分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柯庆施发现后就批评上影厂,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头脑里有没有阶级斗争,一个右派分子到你们厂,简直是所有的大导演都来抢他,不像话……硬是把白桦给发配到浙江绍兴农村‘继续劳动改造去了。”我向他求证,是否确实。

当天,我收到了他的回复。他说确有此事,那是1962年的事。当时他正和郑君里合作《李白与杜甫》,柯庆施要郑君里放弃这个题材。得知柯庆施的批评,白桦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阶级敌人了。他要求去云南劳动,但市里只许他在以上海为圆心、半径300公里之内的范围内选择,他就去了绍兴。

信末,他说:“我最近查出前列腺癌,这病现在很普遍,保守疗法。顺告。”

我看到邮件后,立刻给他打电话,嘱他千万保重。他却显得很坦然。

白桦越来越消瘦,坐上了轮椅。他跟王蓓互相扶植,勇敢地面对病魔。“潜流”也罢,“寒冷”也罢,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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